来源：界面新闻
徐江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江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惊悉我的导师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lbert Sims）教授于北京时间2026年3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恩师仙逝，哀痛万分。
西姆斯教授1942年10月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1963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五年后，又在同一所学校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教学生涯始于哈佛，随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99年来到我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约翰·J·F·谢勒德（John J.F. Sherrerd '52）讲席教授，直到退休。
我与西姆斯教授的相识，始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博士的那段时光。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后，我曾在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一年，但内心始终放不下对宏观经济学的热情，于是决定重返校园继续深造。能够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并拜入西姆斯教授门下学习，对我来说简直是美梦成真。西姆斯教授在宏观经济学和贝叶斯计量经济学这两个领域都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并且亲自为研究生讲授这两门核心课程。当年班上不少同学都觉得跟不上他的讲课节奏，认为这两门课太难了。然而十年后再回头看，大家才恍然大悟：西姆斯教授的学术视野比时代超前了不止十年。我有幸修完了这两门课，由于表现不错，暑假时收到了西姆斯教授的邀请，参与他的DSGE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助理。当时，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使用的主流宏观预测DSGE模型，正是在西姆斯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他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也都进入了这些央行工作。在做助研期间，我有机会与这些学长学姐深入交流，近距离了解欧美主要央行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技术，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参与国家发改委和社科院的相关课题研究帮助很大。在日常的研究指导中，西姆斯教授以身作则，让我明白了做学问的真谛——怎样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在数据和理论之间反复打磨，如何在学术探索的不确定性中保持真诚和谦逊。
展开剩余71%博士第三年秋天，开学没多久，校园里就传开了西姆斯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好消息。2011年10月10日凌晨，颁奖委员会打来电话通知他获奖，他当天上午就在课堂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学生们，下午又在普林斯顿大礼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另一位获奖者萨金特教授当时已经从纽约大学退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姆斯教授一起负责博士项目的宏观经济学必修课。正好那天萨金特教授也在普林斯顿上课，两位大师便一同登台亮相，携手出席了发布会。萨金特教授获奖后，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和参加活动，2011年两位大师联手授课的场景从此成为绝唱，而我们那一年有幸成为最后一批亲历者。后来，西姆斯教授邀请历年培养的所有博士生回到普林斯顿，共同庆祝这一属于整个师门的荣耀时刻。作为他的助研和学生，我也有幸与众多学长学姐欢聚一堂，一同分享这份喜悦。西姆斯教授培养的学生遍布全球顶尖学府和各国央行，当年这些学长学姐从世界各地赶回普林斯顿，重温师生情谊，追忆求学时光，感念导师的栽培之恩。
颁奖委员会将这份殊荣授予他，正是为了表彰他在“宏观经济因果关系实证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发明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彻底革新了经济学家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动态联系的方法论；他把贝叶斯统计方法带进计量经济学领域，为当代实证经济学打下了重要根基。此外，他提出的“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理论，也对信息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建模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姆斯教授曾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95年）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2012年），并且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多家权威学术组织的院士。
1980年，西姆斯教授在 Econometrica 期刊上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至今已被引用超过两万两千次，是宏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篇论文犀利地指出了传统大型宏观经济模型在识别和内生性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认为这些模型难以有效验证经济理论；继而提出了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取代旧有框架，借助统计手段来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关联，而不必预先设定经济假设。这一方法论上的突破为实证宏观经济学开辟了新天地，直到今天仍被大量运用于货币政策评估、经济预测和冲击识别等方面，堪称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分水岭。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欧洲各国央行，在日常的宏观经济预测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个模型，它是当今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之一。
2003年，西姆斯教授在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引用次数已超过五千次，由此开创了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理论这一全新研究领域。他将信息论中的香农信道容量（Shannon Capacity）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指出经济决策者在处理信息时会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只能以压缩后的形式接收信号。这种限制很好地解释了宏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价格粘性、反应迟缓和信息滞后等现象，为理解通胀惯性、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宏观金融、货币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等研究领域，成为行为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相互融合的重要桥梁。这门课也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
获得诺贝尔奖这份殊荣，并没有让西姆斯教授改变一贯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他依旧勤奋踏实，依旧低调朴素，对学生的指导依然一丝不苟。同学们私下议论，猜测他会拿诺贝尔奖金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却发现他还是开着那辆旧款宝马5系上下班，一切如常。每个星期，他依然按时参加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学术午餐会，认真听博士生汇报论文进展，和大家一起吃系里准备的三明治。那学期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西姆斯教授慢慢减少了日常的教学工作。经济系从费舍尔楼（Fisher Hall）迁往新楼后，学弟学妹们就不再能天天在校园里碰到他了。按照美国大学的惯例，为了表示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敬意，校园里只有校长和诺贝尔奖得主才有专属停车位，西姆斯教授获奖后，终于不用再和我们这些博士生抢车位了。
2013年底，我开始准备求职面试和毕业答辩，西姆斯教授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面试用的PPT，对面试的每个环节都给出了详尽的建议。他为我写的推荐信，针对不同学校各有侧重，逐份调整措辞，尽心尽力帮我争取机会。这份深切的关怀，让我铭记于心，无以为报。2014年完成博士论文时，他是论文委员会的三位导师之一，从始至终都给予我细致的指导和支持。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加上获奖后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大概是他退休前全力指导的最后几届博士生之一。此后，他就不再讲授常规必修课，也不再指导博士毕业论文了。
博士毕业后，为了照顾家庭，我选择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曾邀请西姆斯教授来北大访问，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没想到如今竟成永别，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在我看来，西姆斯教授不仅是一位荣获最高学术荣誉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真正热爱思考、热爱学生的良师。他对学术的赤诚之心，对年轻后辈的耐心提携，以及那双永远闪烁着求知光芒的眼睛，都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
恩师虽逝，风范永存。愿西姆斯教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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